映画手民 : 我拍电影很随性──专访《水底行走的人》导演陈安琪
陈安琪一直强调自己拍电影的纯粹性，「想做就做，不要想太多」。她的新作《水底行走的人》拍香港艺术家黄仁逵，展示一张我们预想中艺术家模样：他不满主流生活方式，从不解释自己的言行，生活随心，也伤及身边的人。黄仁逵追求着香港从不认同的独立自主。陈安琪访问时说，她要寻找的︳是作为画画人黄仁逵的核心。
戏中焦点落在黄仁逵与陈安琪之间的争辩，像一对欢喜冤家，你一言我一语，火花四射。
以下是与陈安琪访问内容。
Q：电影开初的计划不是要拍黄仁逵（下称：阿鬼），为何後来选择了他作为拍摄对象？
我和阿鬼认识二十年，但不算深交。他不容易与人混熟，为人被较内敛，喜欢用音乐、艺术与人交流，多於用语言。
整个计划很随意。像我拍《爱与狗同行》，有天看到身边的狗年老了，思考为甚麽人和狗的感情可以如此深厚，再反思人与人之间关係。《叁生叁世》也是这样，当年我收拾书房，发现Paul Engle（保罗·安格尔）给我的信，八十年代写的，说同意我拍摄有关他的纪录片。他是美国诗人，也是国际写作计划创办人，又是聂华苓的老公，Auntie又是我同学的妈妈。重见这信时，Paul 已经走了很久。那我就想，不如把镜头转向聂华苓。於是我致电聂华苓，她笑了笑就答应了。阿鬼也是，问他愿不愿意，他用了两个字回覆我──随心。
Q：阿鬼对镜头很有意识，甚至有意无意间挑釁你，在电影中我们也看到争锋相对的情况。
A：我从没想到拍摄会如此困难，也没想到最後电影的结构会变成这样。我知道他不外向，没想到拍摄时他会以问题、想法来刺激我。这过程其实很能表现他的性格。
他有很多问题，心中有答案但不愿说出来，问他时就说不想答案套入预设框架，他有时候太高估我了。我和他对谈进入状态时，不会记得镜头存在。我觉得最珍贵是我们之间真诚的交流，摄影机捕捉到这些时刻。我从没有导演过他，反正他也不会理你。当他最後说，不玩了，心想，「好吧，就咁啦」。
你看《叁生叁世》，我也没有把焦点放在评论、成就等事上，我最想看到的，是拍摄对象的内心，他（人生）中的核心是甚麽，我最有兴趣是人的核心。他有多少是率性的反应，有多少是镜头前的表演呢？这问题，可能要由他来回答。
Q：不过在镜头前你与阿鬼的衝突，也成为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
A：我一开始并不想这样。开始时摄影师问我要拍甚麽，我是当然是拍阿鬼。但过程中，我们多次直接对抗，连摄影师也觉得要把我放进画面。阿鬼又经常与我互动。我没有给摄影师甚麽指示，只是想要他不停地观察，听我们的说话。摄影师也和我们在互动，他要意识到现场发生的事，要相信直觉。直觉对创作很有帮助，对不对？
Q：谈到直觉，在观看《水底行走的人》时，不期想到你们两位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例如很依从直觉，还有你提到的随性。
A：是吗？他很坚持自己一套。你认识他久了，就知道他是那种不喜欢直接回答你的人。他会转变角度，你不知道他真正想讲的是甚麽，听完也不知道是甚麽意思。有次，阿鬼与NGO的合作，教写作和聊天。课程是这样的：他第一堂就问下一堂大家谈甚麽？第二堂呢？就谈第叁堂谈甚麽。第叁堂就名为倾完。他的题目就这样。他要你思考，不给答案。这是他的方式。
Q：镜头以外，你所认识的阿鬼其实是怎样的呢？
A：我已经把我所了解的放进电影。他是多面手，写文章，画画，玩音乐。他说过，他视自己为「画画的人」，其他事情不过是额外的，是画家以外的事。他又说过，不需要理会他是甚麽人，做了出来的事才重要。你看看他的画作，是不是很随性？他说自己的作品不抽象，画画时脑海中出现甚麽，就画出来。音乐也是自学，他玩音乐从不采排，想怎样玩就怎样玩，出来效果好不好不重要，而是过程慢慢进入一种节奏。他经常尝试，每次创作都是尝试。他可能画完一张画後，会在画上再画其他。他寻找，一直在找，这元素很重要，反映出创作人应有的心态。这就是我说的核心。我想问的是「为何他要画画」，「为何他成为一个画画的人」。
Q：拍摄的过程会不会伤及双方的友谊？他在电影中的做法会否令你不舒服？
A：我问他为何知道答案总是不愿意说出来，他说自己没有义务回答。你看，他在拍摄过程中其实很快乐，很享受。他是固意挑釁的，但没有恶意。我很希望他看这部电影，因为没有甚麽需要迴避。这年的拍摄过程，加上二十年的友谊，我能够表现的就是如此。
Q：去到甚麽时候决定停下来开始剪接？
A：我很喜欢旅行，拍摄期间我去了一趟古巴。回来後，知道他会在一间NGO 教小朋友画画。他说过很珍惜与小孩接触的机会，不是由他教小孩，反而是他们教阿鬼。我说我还想去拍，但那时候他就说不要拍了，後来寄了一封email，即电影最後出现的那封，那一刻就决定停止拍摄了。
Q：在纪录片中，我们不单看到阿鬼，还有一大班朋友一起谈天饮酒，也看到另一种香港的生活态度。我常常想，香港还有没有波希米亚式的生活……
A：你们在这时代是否真的做不到想做的事呢？我不是质疑和指责，只是好奇。我们那时的人，只要想法，就尝试去做，想要离开香港，就去看看世界。阿鬼不是去了法国吗？去了才想办法怎样生存，弹琴、打散工，父母可能还会给一点钱吧，虽然也未必够生活。
我情况相同，中学时想去美国求学，拿了奖学金也不够。当时爸爸在德国，但经济环境不算好，不能给我钱。那时父母不在身边，我和弟弟都有社工看管。当时明爱提供了一个机会，只要陪同一位六岁小孩到美国的收养家庭，就可以有300-400美元。那时我刚中学毕业，因为这个机会拿到钱。当真的要去做，会有很多路，最重要的是，你真的很想要去做。激情会指向你要走的方向，这是我一直和年轻朋友说的话。
八十年代读完书後，要做导演也很困难。当时主流电影很商业，但我拍的不商业，与市场想要的不同。记得当年我在新艺城当梁普智的副导演，很想做导演，手上甚至有一个剧本，但他们不会理你。我打电话给方逸华小姐，邵氏居然给我第一部的机会，然後有第二部……
Q：《爱与狗同行》之前，你有一段长时间没有拍电影，为甚麽会有重新拍电影的想法？
A：我的电影不主流，也不想拍主流电影（Q：但你在这部纪录片中又说电影是拍给最多人看），怎会不想多点人看？但後来发现自己也不是拍主流电影的人，不会多人看，那我就问自己，到底是为了甚麽而拍呢？
主流社会不会支持小众作品呀，香港不像美国和欧州，主流电影外，还有很多地下电影、艺术院线，纪录片都有市场，你怎样拍也可以生存到。香港没有。後来我转为拍广告，更没有理由回去拍剧情片了，又要找老板，又要找钱，有机会拍也未必是我自己想拍的，何必呢？反之，纪录片让我可以拍我想拍的题材，成本也相对较小，最多都是艺发局资助加上自己的钱。
八十年代真的很free，有一群人过着很波希米亚式生活，像阿鬼、麦显扬（雕刻家，1994年离世，黄仁逵著作中提及过不少和他相处的片段），当时我也经常与他们吃饭饮酒，或者去显阳的家看山一样高的雕塑，每晚都这样子。现在都有这样的生活吧？我真的不清楚状况。纪录片里，阿鬼代表不附和主流商业社会。现在还有没有年轻人有决心和勇气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我想还是有的，就像我接触到拍独立电影的年轻一代。
撰文: 何阿岚 文章来源: 映画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