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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F2015 | 《笨鳥》高飛前,那些成長的故事

 在柏林首映後,黃驥興奮地告訴我們,這次放映的效果十分完美,將他們攝影與調色的努力全部展現了出來。

《笨鳥》的調色在泰國 White Light Studio 進行,他們在2015年的 HAF 獲得了 White Light 後期製作大獎,於是12月去了泰國,在工作室做調色。

White Light Studio 做過的片子包括:HAF 2013 電影計畫,阿彼察邦的《夢幻墓園》; 去年參加了 HAF  Rooth Tang 之處女作《Sway》;入圍過63屆柏林影展 Generation 單元,也是 HAF 2012 電影計畫的《四個還神的少年》;Jakrawal Nilthamrong 的第二部長片,獲得鹿特丹影展金虎獎的《Vanishing Point》;馬來西亞導演劉城達的《Men Who Saved the World》等等。

 

 

這是 White Light 第一次和中國的片子合作,彼此都非常期待。大塚覺得,White Light 做過的片子色彩比較濃郁,生活感比較強。而這次《笨鳥》也想傳達出生活的質感,所以在去泰國前,便溝通了風格和內容,希望從這個角度去找共通點和方向。

在他們動身去泰國前,我們便就過往片子的映像聊了聊。在看完成片後,又聊了一次。柏林獲獎後,關於他們的報導已經從各方面挖掘了兩人這次的創作探索。但這一次,我們想回溯到《笨鳥》最早來到 HAF 的雛形,深入柏林評審團所讚賞的「巧妙留白和女主角姚紅貴出眾表現」的背後核心。



 

▲  《笨鳥》獲得本屆柏林影展Generation 14plus 國際評審 Special Mention 殊榮,中間為女主角姚紅貴

 

《笨鳥》第一次正式與外界見面是在 2015 年的 HAF。那個時候的導演名單上只有黃驥一人,大塚的身分是製片。

▲  黃驥、大塚龍治和 HAF 總監王慶鏘先生在 HAF 2015


那個時候還是一個個人自傳型的創作。《雞蛋和石頭》裡受創的女孩長成了「笨鳥」,繼續跌跌撞撞地作困獸鬥。

故事裡四季分明。春天,女孩溜出去偷偷給網友打電話。用甜美的嗓音吸引陌生男人,是她的快樂。夏天, 她認識了一個想做飛行員的大威,甘願被迫發生性行為。秋天,被拋棄後,她開始和在電話、網路上認識的陌生男人見面,直到被學校開除。冬天,她來到深圳打工,在不見天日的倉庫裡作電話推銷。

這個故事裡的女孩,像自己落水的賽蓮,抱著陌生男人的欲望一起下沉。性,對長大了但仍孱弱無力的少女,是與這個缺失關愛的世界交易的籌碼。

15  3 月,他們帶著這個大綱在 HAF,三天的會議全滿。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也更加明確了片子想要做成的樣子。七月,他們就回到了湖南著手準備。

後來再聽到片子完成的消息,發現故事回到了當代。小鎮裡的各色人物上場,打開了更開闊的面向。

 在這個轉變背後,黃驥經歷過一個很矛盾的階段。到底是直接回到自己的高中年代,九十年代的中國湖南小鎮,還是表現當下的年輕女孩的生活? 



「這個故事本來是從我自身的體驗和情感出發的,如果脫離我自己原來的生活方式去描寫當下現代的女性,我就比較害怕,覺得有距離。這個時候我就跟大塚商量,他也一直在那邊採訪,實地體驗生活。後來我們覺得還是應該選擇現在年輕女孩的生活來表現。」






 

 這個選擇也許是可以預期的吧。《雞蛋和石頭》以個人的創傷經歷進行創作,面對過去並重新書寫,是一種逐步自愈。再加上他們有了女兒——






「孩子是一個新的個體。這個新的個體產生的時候,我的一部分注意力就從自身轉移到另外一個個體生命的成長和體驗之上了。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大塚一起生活。當我開始從關心自身轉移到關注另外一個生命體的時候,我還沒有很好地找到這種關注方式。大塚這時候幫我提供了一個方法,也幫我尋找到了這樣的可能性。」

從《雞蛋和石頭》到《笨鳥》,不僅是方法上的嘗試,也是心態,或者說生活的變化使然。

 

黃驥和大塚的合作使他的們片子生出有趣的紋理,並在不同的生活階段,延展出不同的逕向。

 

每個導演都有自己眼中的故鄉小鎮,而黃驥和大塚的特別之處在于,作為導演之一的大塚並不生長于黃驥的家鄉湖南梅城。他為他們的片子帶來了自己的觀察。

 「人對自己的過去、自己的來處(家人及故鄉)總是帶著一種莫名的情感。有時候愛之深,有時候恨之切,很難客觀地去看待。大塚一直站在國與國之間,觀察著資本對中國百姓生活的影響及由此帶來的變化,這其中當然也包括我的家鄉。他很冷靜、客觀,但這份客觀裡又包含著他對我、對紅貴、對每一位出演者的情感。」

 



黃驥說,《雞蛋和石頭》更像是大塚的凝視,他將對她的感情放在了片中的女孩身上,用溫柔的目光將困境中的女孩打撈出來。《笨鳥》中他們跳出對過去的回憶,退後一步,一起觀察。


他們只定好內核和主線,剩下的情緒,就讓它跟著林森的演員——紅貴自由生長。當紅貴自身的情感和反應開始流動起來,有時候原本設定的劇情線就會發生偏離,甚至還有過短暫的迷路。創作的過程也如同笨鳥一樣跌跌撞撞,在成形前,屬於混沌和不可知。

 



「因為原來最開始的故事是來自於我自己。有時候人看待自己的回憶的時候,就算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也總是會想比較美好的部分吧。但是呢,當我們真的去拍當下的女孩子的時候,就發現其實她在我們看來是有點無聊的,有一個手機就可以整天不動,和我對高中時候的我自己的感覺已經很不一樣了。」

 

「有時候會想,這樣拍有意義嗎?」



將作為導演的表達自主放開,接納演員作為一個人本身的存在性,當然不易。紅貴和林森,演員和角色,兩者調和的困難,不妨說是創作者和自身心態搏鬥的結果。剝離自己的想像、預期和體驗,要面對的巨大未知實在讓人焦慮。耐心拍下人物各種側面的過程裡,時間已經悄悄準備著同等巨大的收穫。但在作品完成前,誰也無法預知結果。



直到剪輯時,兩人還是會有「喔,原來她的情感是這樣走的」感覺。剪輯進行了兩個月,中間反覆推敲,還是有一點拿不准人物。後來監製徐小明將他們推薦給廖慶松。

 

「一開始跟他接觸的時候有點害怕,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在想會不會被控制,完全按他的做法來。但是後來跟他聊的時候,發現很輕鬆,特別輕鬆。他沒有特別去聊剪輯的內容,只是聊以前看過的片子,再從頭開始看我們剪的版本。看到觀點有一點跳了的地方,就剪掉。然後慢慢慢慢,不要的部分都剪掉之後,整理出來跟主人公情感有關的部分。其實他第一次看完以後已經知道這個人物是什麼樣子。他看過那麼多故事,那麼多人物,通過自己的經驗,就幫我們整理了出來。」

 

最後, 在無聊裡他們發現了紅貴自己的魅力。

「一開始她看起來很被動,生活也挺無聊,但其實她挺聰明的,不會去硬碰硬。她會用自己的方式去保護自己,得到生活裡的刺激和快樂。」






「她也有頑強的生命力,在被髮廊黃毛罵跑後不會一味自怨自艾,而是趕緊去找棲息的地方。」



演員與角色互相嵌入所帶來的張力,也許是《笨鳥》最特別的質感。尤其在不斷的霸淩和強迫後,影片後段的林森在壓抑之中突然找到隱密的快樂,並作出主動誘導的行為——儘管要付出痛苦。這一幕大概是預設情節和演員性格碰撞的最強點。



 

 

 

當紅貴成為林森,林森也成為紅貴,我們忍不住問,這次演出有讓她對性和關係產生什麼樣的理解嗎?

 

紅貴靜靜地回憶了一會,開口說道,拍攝之前沒有什麼和性的接觸,也沒有對性的概念。在拍被侵犯的那場戲時,會感覺自己真的受到了欺負,心裡挺難過。因為沒有經歷過,所以會很害怕,很抵觸。

 

像是被拋入一個激烈的體驗中,一下被要求長大。

 

拍完後,黃驥也會安慰和開導她,儘管影片中的性是不愉快的,但還是有美好的性。未來知道怎麼和異性去接觸了,在以後的人生裡,就會慢慢體驗到美好的一面。說完後,紅貴的語氣一下輕鬆了起來:當時的陰影現在已經沒有了,因為知道是假的了。

 

現在的紅貴真的有了演員的自覺。

 

 

 

《笨鳥》同《雞蛋和石頭》一樣,監製也有徐小明。他們第一次合作是黃驥的第一部短片。從一開始他已經知道兩人做片的方式,所以劇本和拍攝都完全交給他們自由發揮,給予最大的創作空間。

 

《笨鳥》也一樣,拍完之後請他看初剪,聽他的想法。而徐小明不僅推薦了廖慶松老師,也提供了包括劇組的多方面的幫助。

 

《笨鳥》是黃驥和大塚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三部正在籌備中。這次的女孩長大了五歲,她又會經歷些什麼呢,而黃驥和大塚,又會以什麼樣的心情去拍呢?

 

(文中照片版權:© Ben Niao/Yellow-Green PiCoolie films

 

 


 2015到2017,電影世界跑得飛快,跑著跑著,加入的人越來越多,煲出一鍋熱力和汗水。在一片喧嘩和騷動里,《笨鳥》靜靜地完成了。笨鳥,一個名詞,也是一部電影,和它的創造者一樣不加修飾。它用一種近身互搏的方式,通過對別人的觀察,打開自己的疆域。